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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输给柳传志的20年
发布日期:2022-08-03 18:42    点击次数:145

一段往事常常被提起,关于联想集团、关于国产芯片。但一个人,却常常被忘记,在历史的尘埃里。

很多人评价他是唐·吉诃德 ,一个人带着武器向风车发起冲击;很多人又嘲笑他屡屡被骗,近15年再未敢参与创立企业。

倪光南,中国首批国家工程院院士,今年83岁。

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他了。时代更迭,电脑、手机等智能电子设备每年更新,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概念层出不穷。

而人只能老去,年岁渐长,面容沧桑,脑力体力都不如过往。

一个更为心酸的消息是,如今83岁的他,孤零零一个人,租住在中关村的一个房子里,守着那些往事,和残存的梦。

1984年9月,中科院计算所成立自己的企业,命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带头的人有4个人:

所长曾茂朝兼任董事长,业务处副处长王树和担任总经理,副主任张祖祥和干部处干部柳传志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正值改革开放,国内下海浪潮风起云涌,民办企业、校办企业、院办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北京中关村这个高校云集的地方涌现。

计算所的三块招牌

成立计算所公司,计算所35名职工筹集了130万经费,具体做什么,大家吵作一团。有人想卖衣服,有人要做收音机,有人将旱冰鞋挂到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人要卖计算器、电子表,货都进了……

混乱持续了近一个月,赔了不少钱,总经理王树和给企业定了性——我们是计算所的公司,就应当卖计算机。

计算机,是当时绝对顶级的科技产品,怎么做,王树和将张祖祥、柳传志约到办公室想办法,每个人将自己的方案写在纸条上,同时打开。

最终,三张纸条上出现了同一个名字——倪光南,一个刚刚从加拿大回国工作不久的研究所副研究员。

倪光南在加拿大

倪光南是计算所的红人。

1961年,他以全5分的成绩,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正赶上国内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发工作展开,他投入其中,搞了4年,参与研发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119型计算机。

“当时119计算机内存是2.4万颗小磁芯,每一颗都要人工穿上4根线,内存只有24K,运算速度是5万次/秒。”倪光南回忆。

一穷二白,一无所知,一群人就是搞出了当时追平国际领先水平的计算机。也正是这台计算机,为当时的“两弹一星”工程,提供了巨大支持。

倪光南和第一台计算机

到了1968年,电子管被晶体管取代,国外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倪光南和同事面前——计算机汉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和汉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二进制编码运行的计算机,并不能显示、输入、存储复杂的汉字。

美国IBM公司曾先后投入6500万美元研发,遗憾未能完成。“必须解决汉字信息处理的功能,否则计算机不可能被大众接受。”倪光南给自己立了军令状。

倪光南先是在717型计算机上,研制出能够显示256个汉字的显示器,又紧接着研发出光笔图形显示器——

几千个汉字纵横排列在键盘上,用光笔来选择想要输入的汉字。方式笨拙,但解决问题。

年轻时的倪光南

后来,倪光南又想到,如果能够让计算机辅助人来进行输入,效率会提高很多。冷板凳一坐又是7年,1975年,“联想式汉字输入法”诞生。

这是一种更为超前的汉字输入方式,只要输入一个汉字,计算机便会提供一组联想词,供使用者选择,如当下我们在电子设备上使用的输入法一样。“人能联想,为什么电脑不能联想?”

2001年,在中国工程院评选的20世纪中国重大工程成就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两弹一星”。

这背后,是包括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倪光南院士等多位科学家,付出的16年努力。

119型计算机

科研实力突出,1981年,倪光南被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副院长看中,邀请去加拿大访问学习。在异国他乡的实验室里,倪光南大受震撼。

研究所的每个同事,都配备一台小型计算机,算力几乎能和国内大型计算机相同。同时,小型计算机配备更易用的操作系统和专业软件,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也是那时,他意识到,国内专供研究用的大型计算机,拥有广阔的使用场景,“科技成果如果和产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良性循环,造福更多人。”

2年的潜心研究后,带着满满成果,他决定回国,这让很多同事错愕。

在加拿大,他的工资是4.3万加元/每月,是国内工资的70倍。第一次将工资寄回家时,他的爱人在单位开了介绍信,以及在领导陪同下前往银行才取了款。

巨大的收入差距,倪光南并未多想。他自费购买了众多价格不菲的设备,返回国内。

“当时这些设备,国内很难买到,但对工作很有用。”他解释说。去送他的朋友夏颖奇感慨,他的行李堆得像小山。

“倪光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仪器,决心回计算所大搞计算机,那可是八万美元的本钱……太无私了吧!”夏颖奇感慨。

倪光南和他的计算机

柳传志对倪光南印象很深,上世纪70年代下放劳动时,他曾和倪光南同住一间宿舍。他发现倪光南即便高烧39度,仍坚持下地干活。多年后他回忆:

“我觉得倪光南和我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

倪光南对柳传志也颇为敬佩。他讲起一件小事,当时在劳动时,柳传志口才好,晚上休息便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录》的电影。

“他讲得绘声绘色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非常好。”

正是这种表达能力,让柳传志一行人在1984年说服倪光南,加入当时刚刚成立的“计算所公司”。

柳传志告诉倪光南:“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这是倪光南一直的梦想。他认为科研不应该只存在于书本和实验室里,要走进大众,促进生产。

他也向公司提出三个条件:不做官、不接受采访、不出席宴请。

1984年年底,倪光南加入“计算所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一个不得不提的事实是,当时倪光南等人研究的“联想式汉字输入法”,知识产权属于中科院,但当时办企业,全部以零的价格转移到公司中。

1985年的那个春节,倪光南生活上过得不好。大年初一早上10点,他就来到实验室工作。

在工作上, t6套装他却取得巨大成就。仅仅用时一个多月,他便在此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第一块联想汉卡样卡。联想式汉卡由三块电路板外加一套软件系统组成。

即便看上去笨拙、费力,联想式汉卡却能够解决电脑的汉字输入、输出、显示等功能。

到了4月,联想汉卡正式进入市场。当年5月,他甚至穿上工作服,亲自前往北京第一届计算机博览会,推销自己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搭配联想汉字输入法的联想式汉卡。

在当时的市场上,联想式汉卡是绝对的稀缺品,一经推销迅速火爆,当年便拿下300万的销售额。

联想式汉卡

联想式汉卡的成功让联想集团获得第一桶金,也让联想集团迅速从中关村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到了1987年,联想集团仅汉卡一项产品,产值就已经逼近1亿元。

1988年,倪光南凭借“联想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年后,计算所公司甚至直接更名为“联想集团”。

在联想工作的那些年,倪光南实现了将“联想”这个创意,变成产品,再从产品变为企业品牌的过程。

联想式汉卡的销售,让联想成为中关村数一数二的公司,但倪光南的研究,却并未停止。

1988年,拿下科技大奖的那一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开发国产品牌的电脑整机上。在国外看到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他深知,电子产品、高技术产品寿命短暂,技术更迭迅速。

“当时看到汉字平台技术前途不大,我去过微软三次,也和比尔·盖茨吃过饭,中文系统只能起到增值作用,很难成为平台。”倪光南说。

联想286计算机

投入到微机的研发工作中,倪光南南下香港,找来经验更丰富的团队,经过一年的折腾,赶在1989年汉诺威博览会前,研究出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286式计算机,并在展会上大放异彩。

也是在展会上,联想与20多个国家的客商签订了2073台整套微机、核心主机板2483块的订单,给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

时间来到1992年,联想的计算机已经发展到586型号,自主研发的电脑主板,占据世界2%的市场份额。

联想系列微机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倪光南成为两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学家。

在科研道路上频频取得进展,倪光南的地位不断提高。但他仍然感到焦虑,即便排在国内第一的位置上,他还是常常为核心技术彻夜难眠。

思来想去,目光落在电脑的核心部件芯片及操作系统上。他选择的路,是其中最容易走通的路——芯片设计。

“芯片设计当时中国还是可以做的,也是比较快能够追赶发达国家的路径。”

本以为,这将是联想又一个“拳头级”的产品,却没想到,这一次,他却因为芯片,被迫离开联想。

倪光南在联想最后的日子

在那场关于“技工贸”与“贸工技”的讨论中,倪光南败了。1995年,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程师、联想集团董事的职务,4年后,1999年,倪光南彻底离开了联想。

在弥漫的硝烟中回头看,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1992年,已经升任联想总裁的柳传志提出“多种经营”的方案,一些人看好中国内快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而倪光南,则提出要加大对芯片的研究。

在他的认知里,联想集团能够在电脑行业脱颖而出,原因来自联想对微机主板拥有自主设计能力。一旦站稳脚跟,应该继续扩大这种优势。

“如果能在芯片这一领域突破,联想将一举确立在全球电脑产业中的地位。”

为此,当时54岁的他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广揽人才,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他将这个设想称为“中国芯”工程。

在审批时,包括成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与复旦大学联合筹建的芯片设计项目,全部流产。

“当时我们很多年调查研究,制定了《1995年联想集团发展规划》,结果他(柳传志)给出了几个字,‘没人啊,投资大,不宜搞’,否了。”倪光南笑着回忆,“挺可惜的。”

柳传志在给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我本人不同意仓促上马”。在他的设想中,联想应该先确立市场主导地位,“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出去;只有卖出去,才能有钱。”

二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争吵越来越激烈。柳传志认为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则说,“我永远和你没完”。

这场让所有人都痛苦和尴尬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95年。最终中科院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1995年6月30日,联想董事会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遗憾中,倪光南输给了柳传志。

柳传志 倪光南

离开联想,倪光南并未放弃他的科研梦。在众多抛来的橄榄枝中,他选择相信李德磊,这个在摩托罗拉、日立等多家半导体公司,担任过设计总监的人。

倪光南在李德磊的技术团队中,再次看到“中国芯”的曙光。2000年3月,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倪光南没有选择加入,却为技术团队提供大量支持。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信誉,为公司拉来2000万的风险投资,又找人、找资源,一路庇佑中芯微的发展。甘愿付出,他没有拿一分钱。

一年后,中国第一块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当时的研发副总监刘强,对倪光南的学生说:“芯,跳了。”

放下戒心的倪光南,选择加入中芯微,公司随即改名:方舟科技。

方舟1号芯片

本以为是梦幻般的重新开局,但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倪光南又退出了公司。原因在于,当时的李德磊,将目光全部锁定在政府采购上,而面对更广阔的市场用户,他拒绝提供芯片支持,这其中大多是倪光南亲自拉来的客户。

而缺少市场支持和配套的软件开发,方舟芯片处理器,很快又停止跳动。

2003年,李德磊对外宣称,“没有钱投入研发,导致方舟3号芯片夭折。”与此同时,一座被以“方舟”命名的房地产项目,却在中关村拔地而起。

这座大厦,距离联想总部,不足2公里。

倪光南谈论起自己和李德磊的故事,常常不胜唏嘘。他说:“你碰到的这些,不是你想要或者你愿意的,就像刮风下雨,你碰到,躲不开。李德磊不做高科技,炒房产,这是最初无法预料的。”

李德磊和方舟芯片

值得讲述的故事是,1992年,收入不足联想十分之一的华为,在做交换机生意上频频失败,但创始人任正非,却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自己研发通信设备。

破釜沉舟,代价巨大,在一次动员大会上,背水一战的任正非悲愤地说:

“华为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如果这次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属于你们的机会多得是,我死后,大家就各奔东西吧。”

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2002年,海思第1块COT芯片开发成功。10年后,搭载海思手机处理器芯片的华为手机发布,又过了2年,华为麒麟系列芯片诞生,到2020年时,麒麟9000 5G芯片,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手机芯片。

而在方舟担任研发副总监的刘强,离开后创业,为小米手表、360摄像头等多款智能家居产品,提供芯片。

如今,再去谈论“贸工技”还是“技工贸”,意义显然易见。但尘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很难有超前的意识。

孰是孰非在倪光南心里或许已经不重要了,他无非是希望,我们再追赶一步,再努力一步,哪怕赴汤蹈火,也不要放弃。

可惜的是,死磕核心技术的“任正非”们太少,而手握资本、资源却追逐暴利的企业,太多……

如果当年,我们有更多的“任正非”死磕核心技术,而不是赚快钱、赚大钱,那么,今天的国际贸易博弈,又会是什么局面?

眼光,决定命运。

1991年,联想春节联欢会倪光南(左1)柳传志(左2)

朋友夏颖奇时常感慨倪光南是“窝囊的科学家”,语气里满是惋惜和心疼。

他曾问倪光南,被联想解雇时,他的产品和知识产权呢?倪光南不说话,再聊,只是心心念念地说芯片、芯片……

从方舟科技离开的那几年,倪光南曾备受打击。夏颖奇把他称为“孤魂野鬼”,“每天在中关村转悠,见人就说芯片!芯片!看得我都心疼!像祥林嫂一样。”

他租住在五道口的房子里。老伴儿去世好几年了。中科院分给他的房子楼层较高,他爬起来艰难,便租了出去,自己又租了个一层的三居,每天请小时工做一顿饭,自己中午晚上吃两顿。

中关村附近,依旧能常见到他的身影,骑着共享单车,穿梭来往,精神矍铄地与学生、同行谈论。

他没有放弃。2013年,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国内智能手机发展迅速,但缺少自己的操作系统。

找来几个曾经贴心的学生聚在一起,他们彻夜开始讨论。那时,离开他好几年的学生梁宁发现,他还穿着2001年自己见他时的那件衣服。

倪光南建议基于共享软件架构,开发发展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并发起“中国智能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没有资源、没钱、没权的他,响应者寥寥无几。

2018年,“中兴事件”发生后,他十分痛心,鲜少接受采访的他出现在媒体上,言谈中皆是呼吁大家重视芯片研发,加大芯片和操作系统投入。

当年底,中宣部、科技部将倪光南评选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他上了电视,却又在讲技术、科研、产业化。有朋友打电话向他祝贺,他说:

“一个老头子,什么美不美的,我们还是谈谈芯片吧。”

他仍走在科研路上。目前,他在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担任顾问,他一直强调团队要实现人工智能所有关键零部件制造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一个80多岁的老人,奔走在生产和制造的一线。

学生梁宁曾经写过一篇影响力颇大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他将倪光南比作唐吉柯德。

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柯德。被柳传志逐出联想,曾经推动的重大项目未能完成。为了这个梦想他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

倪光南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大家接着做,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

“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

一个长者的唠叨,像是一种无奈的嘶吼。

这种执念或许来自于他的童年。

1939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这里被称为“中国院士第一乡”,截止到2017年,这里共走出30位院士。

抗日战争正焦灼的年代,他随父母辗转香港、上海等地避难。炮火中的成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停止,他先后在钱江小学、镇海中学读书。

他总听父母说起躲避战乱的故事,父亲告诉他:国家积弱,就会被人欺凌,只有富强起来,才能免遭战争的蹂躏,“落后就要挨打,一直落后就要一直挨打。”

读大学时,倪光南最喜欢上实验课。每次实验课,他都是最快完成的学生。“那时上课完全看不清黑板,只能靠动手了。”他调侃。

倪光南的视力的确存在问题。早年间读书光线不好,初中时他的视力就降到了0.4,但他坚持不戴眼镜,计算机控制台上数百个密密麻麻分布的氖灯和部件,他凭借记忆硬背下来。

他的理论依据来自前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米丘林发现植物幼体对生活条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为此他培育出能在酷寒的环境下生长的果树。倪光南也认为自己能够适应环境,摆脱近视。

进入计算所,一天大家都在电视机前收看一场体操比赛。同事问他,电视上是男运动员还是女运动员?倪光南看不清楚,便猜了个“男”,结果大家一阵哄笑。

第二天,他去眼镜店配了眼镜,抛弃了米丘林的理论。

他说:“我忽然明白人是要尊重客观规律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个长者,却在此后的人生中,冒着被骗、声名狼藉的风险,一次次向“不可为”发起冲锋。

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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